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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得唯一

作者:为而(李笑天)  发布时间:2018-5-17 17:52:01  点击:467次

深刻得唯一

——迟读周国平北大演讲《中国人缺少什么?》及其它

作者:为而(2009年初稿,2018516日修正

200982日又到广州书城逛,每次都告诫自己,不可轻易购书,因为书太贵了,如此不珍惜金钱去买书,恐怕日后只剩下书。然而,这一次一次的自我约束,都不奏效,每每看到好书,只要钱包里的余额能够买一本书,都会毫不手软。这一次又碰上了周国平的新书《朝圣的心路》和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上次没找到马家辉编的《活在书堆下》真有点丧气,因为马家辉、梁文道、谢有顺到广州书城搞“香港书展20周年巡回路演”,马家辉没有带这本书,带新作《恋爱无声》、《江湖有事》和《关于岁月的隐秘情事》,梁文道则带《常识》、《噪音太多》和《我执》,而谢有顺带《文学的常道》,这些书,我都全部买到手。《活在书堆下》则由香港一老兄帮忙买到,感激不尽。

今天晚上读完了周国平的《中国人缺少什么?》——在北大的一次演讲(199912月),思绪万千,悲喜交织,悲的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国人寻求富国强兵之路,始终没有达成真正意义上的共识,抑或时至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深感悲痛;喜的是周国平先生揭示了中西社会文化差异和中国国强民富如此之艰难的本质根源(原因,即“精神性”缺少)。我深感近代以来各路英雄豪杰在追寻国人为什么如此多积弊,为什么强国富民之难的原因时,都没有象周国平这样深刻——我以为是,深刻得唯一。

我不是作家,也不是什么家,无从定论自己的身份。只是作为一个经历过当代中国坎坷命运的千千万万之一员,对上述问题的思索和追寻没有一刻停止过,同时也追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读书、买书、学习三十年!思索三十年!喜怒哀乐三十年!正因为这样,当读到周国平十年前这篇北大演讲时,一下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正如几年前读到刘力红的《思考中医》那样,难于想象,当下的中国中医及其体系是如此的悲哀!我忽然惊愕地感到:中国当下中医的生态状况竟然与社会文化生态极其类似!其中的奥秘值得深入思考。

追寻中国人的积弊及原因经过了百多年的岁月,众说纷纭,表像与根源(本质)往往会混而为一,当然更难于开出一剂良方,其中有两个思想家和战士孙中山与鲁迅先生竟然都是弃医救国,投“笔”从“戎”。

一般百姓的怨恨和理解(国及国人之弊)也随时代的不同有所变化,但几千年来,有几点可能是百姓的共识,比如“战乱多”、“皇上无能”、“皇家腐败”、“外族入侵”、“官僚腐败”、“专制社会”、“天灾”、“贫穷落后”、“人多口杂”、“一盘散沙”、“没有改革”……等等,似是而非,到了近代有的仁人志士甚至认为是儒家传统的丢失,有如孔子时代认为周礼不传,必须“克己复礼”方能救国,文王复现。有的认为是儒家文化危害中国几千年。但令国人难于解释的是自汉代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深深地印在中华大地上二千多年!儒家传统非但不能令这世界上最大的国度超越自我,领导潮流,反而令她倾刻覆倒!而转向向西方——向外求经!这是为什么?

戊戍变法,天真地希望依靠皇帝就能改变整个中国——结果“六君子”魂断菜市口!

洋务派坚信“师夷制夷”,从器物上下功夫——只要有坚船利炮就能走向胜利!没想到不勘一击!

辛亥革命,打到了皇帝,军阀混战,中国仍然混乱不堪!

“五四”以降,高举了“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旗帜——当然这也是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结果,打倒“孔家店”,儒家文化开始瓦解,接着出现了中国共产党,坚定地认为向苏联共产主义老大哥学习就能救中国,然而从“五四”到“四人帮倒台60年间,中国亦陷入重大的混乱之中——普世价值仍未达成共识,更遑论建立。

鸦片战争160多年来,对中国及国人的积弊和原因的思索一直没有停止过一天,然而不论是无名之士,还是举足轻重的大人物,所认识的都未能超越表像的认知层面。

20034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林贤治的力作《鲁迅的最后十年》,我读后,感到一种深度和新的沉重。他对鲁迅和孙中山关于中国人(中国)的积弊原因认识有深入的分析。其实对于积弊的认识是大同小异,只是谁的名声大,谁讲得深刻与惊人,谁就给国人印象深刻。鲁迅关于中国的积弊原因集中在两极,对社会原因则抓住其中的死结:“吃人”。所谓“吃人”,即作为个人的从生存到发展的各种权利,全然遭到剥夺,用马克思对专制社会的概括,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为其人”。鲁迅对中国人的认识,则深刻地认为就是“人们已经习惯于奴隶的非人处境,麻木、苟且、逃避自由”。对于现实(中国人)一是不敢正视,二是善于遗忘,在鲁迅的进一步认识中,可怕的是,这其间除了官方的布置,还有“同人”的合谋。《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就是揭示社会(官)和国民性的集中代表。

然而鲁迅也可能逝世得太早,没有揭示“吃人”与“习惯甘为奴隶”的真正原因,仍然停留在“表像”层面。

林贤治进一步指出,也许是经历的局限,鲁迅没能深入到宪政和现代制度层面去认识。

但林贤治谈到了孙中山对中国(人)积弊原因的认识,反封建专制比较彻底应是无疑,辛亥革命后寻求建立现代政体是事实。但对“专权”“集权”孙中山还是崇尚的,林贤治指出“领袖与党员”也是优化与驯化的结合。由于整个党被看作是先进的人物的结合体,是人民的代表,所以国民党会排斥他党的存在,孙中山会要求全国人民成为革命党,而有“训政”——“改造人民思想”——之说。孙中山的自由民主虽然源自欧美,但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又否定了其中与这些思想观念相联系的价值基础:个人主义。对于中国国情的分析,孙中山认为中国“自由太多”从而强调集中与纪律,强调三民主义与传统文化——其精义是“王道”文化——的关系。整个思想框架仍然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孙中山说:“我们革命党,向来以三民主义去革命,不以革命去争自由”。这样,就把主义与自由对立起来,同时把革命与自由对立起来。脱离了自由的文化和革命,终有一天要走向独裁的主义和革命,这是无法避免的。

林贤治进一步指出:早在“联俄”之前,国民党自身的反民主的倾向已经相当明显了。二次革命后,孙中山将个人绝对权威引入党组织,以致建立起了军权、党权与个人集权诸因素的统一模式。从苏联引进“以党治国”的理论之后,改造了原来的三民主义,所谓军政、训政、宪政的三阶段理论,开始以党权为核心,于19241月第一次党代会时正式确立“民主集权制”。可见孙中山作为一个革命者,并成为统治者之后,仍然没有真正揭示中国积弊的核心原因,反而有再重复“专制”之嫌。但沿着这一理论,后来主政的蒋介石把国民党的“专制”发挥到了极点,这是中国历史的事实,也是中国历史的悲哀。这种“专制”的核心是“权”,且是个人的“权”,并非人民的“权”。

应该看到,自新中国成立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三十年间,国人(主要指中国大陆)对自身积弊及原因的思考(反思)已乎停止。因为这三十年间,国人都卷进了没完没了的各种经济、政治运动中,尤其是被取得的胜利——高度的自信——或狂妄的心态或革命浪漫主义精神所俘虏。

相反,在台湾岛随着民间民主运动的兴起,对国人积弊及原因的反思被重新点燃,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一种“反”正统的声音发出了:柏杨先生终于开口大谈 “丑陋的中国人”,但在台湾开始谈时,是“偷偷”谈的,连演讲的主题都被校方变换,才得演讲。到了1984924日在美国爱荷华大学演讲时,柏杨才真正敢大胆宣讲“丑陋的中国人”,其间在学生的提问中特别问柏杨讲到什么程度才能反回台湾(意指讲“过份”了,可能台湾当局会干涉柏杨,不准返台)。

当时柏杨特别谈到美国人也有人写《丑陋的美国人》,日本人也写了《丑陋的日本人》,两个国家的政府和国人都没有采取什么手段干涉作者。可见中西对自己国家和国人的认识意识是不同的。庆幸的是柏杨返台后并没有受到来自政府和民间的“特殊”待遇。相反,柏杨更加“肆无忌惮”地出书《丑陋的中国人》,二十年后的2004年,竟获准在中国大陆公开出版。

在《丑陋的中国人》中,柏杨历数中国人的一系列丑陋德性和行为,最令人震憾的是对中国社会文化比喻为“酱缸”,因而产生了“酱缸文化”。对国人的积弊大体归纳有:“脏乱吵、窝里斗、不团结、不习惯认错、言行不一、爱说假话(讲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毒话……)、心胸狭窄没有包容性、喜欢吹嘘、头脑容易膨胀(器小易盈)、明哲保身老好人、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奴隶思维、和稀泥、没有是非、没有标准)。这些积弊,其实没有什么新奇,几千年来,国人其实都知道自己这些德行,就是不敢、不好意思(爱面子)正视,更不敢大书特书,国人始终坚持“家丑不外扬”“子不嫌母丑”等训条,而柏杨则敢于公开揭示自家丑、敢于书,这的确不容易!

柏杨指出:中国文化在春秋战国时代,是最灿烂的时代,但从那个时代之后,中国文化就被儒家所控制,到了东汉,政府有个规定,每个知识分子的发言、辨论、写文章,都不能超出他的老师告诉他的范围,这叫“师承”。如果超出师承,不但学说不能成立,而且还违犯法条。这样下来之后,把中国知识分子的想像力和思考力,全都扼杀、僵化,就像用塑料口袋往大脑上一套,滴水不进……

柏杨进一步指出:这个文化,自从孔丘先生之后,几千年间,没有出过一个思想家!所以认识字的人,都在那里批注孔丘的学说。或批注孔丘门徒的学说,自己没有独立的意见,因为我们的文化不允许这样做,所以只好在这潭死水中求“生存”。这个潭,这个死水,就是中国的酱缸。酱缸发臭,使中国人变得丑陋……这样的死水,这样的酱缸,即使是水蜜桃丢进去,也会变成干死橛。外来的东西,一到中国就变质了,别人有民主,我们也有民主,我们的民主是“你是民,我是主”,别人有法制,我们也有法制,别人有自由,我们也有自由,你有什么,我就有什么,你有斑马线,我也有斑马线——当然,我们的斑马线是用来引诱你给车子压死的。

柏杨先生不仅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人的丑陋种类及其文化背景,而且“指明”了出路,就是:“要改变我们中国人的丑陋形象,只有从现在开始,每个人都想办法把自己培养成鉴赏家”。

至于造成中国人丑陋的根源(缺失的或劣势),柏杨归纳为五方面:对人性尊重的摧残(有增无减)——建立“君臣”“君父”体系;长期的战乱——人民没有安全感;科举制度——官场文化(特殊的);儒家思想保守——反进步;人口太多——生存的环境复杂。

然而我们进一步考察柏杨先生关于“中国人缺少”的东西的本质,却很难从上述五方面看到,这就是一个哲学问题,什么是“本质”“根源”。除了“人口”这一特殊性的“原因”外,我们不禁要问柏杨先生“四个是什么”:是什么造成对人性尊严的摧残、是什么造成“君臣”“君父”体系的形成?是什么造成长期的战乱?是什么形成了官场文化?是什么使儒家思想成为“国学”?这四个“什么”才是根源,而柏杨并没有回答造成中国人丑陋的本质根源,只不过是表象而已。

可见,上述各路人物揭示的中国人的积弊的根源,都仅仅停留在表像,同样无法直刺问题的核心,同样无法深刻,只是表现而已。尽管这样,我对柏杨先生的精神十分敬佩,为此,在听到他过世的消息后,不由衷地写了几句疑似诗话,以表敬意和纪念:悼念柏杨先生

贬褒声扬廿四年,历史名望一书牵。

秦皇一统儒生劫,董卿独尊百家泯。

今日先生魂归兮,他朝丑陋魄飞烟。

足下千里君起步,文明造化自省身。

 

200310月,华龄(北京)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作者据介绍是哲学家的人,名叫黎鸣。这本书文字水平很一般,逻辑结构极不严谨,但都被我收入书架中,认真研习之。其实黎鸣先生是进一步揭示了中国人的丑陋德行,共问了22个为什么?比如第一问:中国人为什么如此“一盘散沙”?……第二十二问: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黎先生归纳了中国人愚蠢的四个根本原因:愚民(历代统治者采取的国策)、没有人与人平等观念、没有逻辑(哲学)思维、无理论思维。这四个“根源”都不是本质的东西,又是四个表象而已。同样经不起“逻辑”的推敲,是什么让历代统治者采取愚民政策?同样,黎鸣先生没有回答。“根”在哪里?仍然没有模到。

可喜的是,黎鸣在进一步论述中国缺少什么时,提出了“人类元精神”的思考。他认为人类有一种“元”精神,“元”精神共有三种:信仰精神、求知精神和仁爱精神。他认为:中国古代圣人(仅指圣人,与百姓无缘)比较早地倡导了仁爱精神,却忽视了信仰精神和求知精神。而后两种“元”精神(即信仰和求知精神)分别由希伯来人先知和古希腊哲人首先倡导……中国文化的主要精神基础是仁爱精神,由于其他两种“元”精神的匮乏,漫长的历史把“仁爱”推向了极权专制,推向了稳定不变的中国中世纪的官场化社会形态。

同样,黎鸣仍然没有揭示中国人缺什么的真正本质东西——对人性、人生、人死的理解仍然是肤浅的,包括作为代表中国当代文化进步旗帜的鲁迅,也未能揭示社会本质——人的本质中提系出真实的“人”的本质上来。

庆幸的是,周国平先生把社会的存在(状态)、人的存在(状态)的根源(原因)引向了对“人”的本质的揭示上——即精神性缺少。我想,这似乎是揭示了迈向理解西方先进文化的路标。因此,周国平对中国人缺少什么的理解是深刻的,并且是深刻得唯一。之前的所有人都未曾思考完整,并揭示“人”——一切的根源。

周国平在《中国人缺少什么?》中,没有再重复过去千百年来国人自揭“丑陋”及“成因”的种种表象,而是转向对“人”本质认识问题的思考,这才是根本性的问题。

诚然,周国平是在赞同王国维的答案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挖掘“精神价值”的内核的,关于20世纪已经形成的两种相反的答案:一是认为中国人最缺乏的是精神文明(王国维的答案是孤独是),另一种是(多数人)认为中国人最缺乏的是物质文明(即富强)。我想这后一种答案与中国逐渐形成的“物质决定精神”和“存在决定意识”这一主流哲学体系密切有关。

王国维对“精神文明”没有深入的思考,周国平则直指“人”的本质认识上,他从中国与西方知识分子(哲学家、思想家)研究的立足点和目的比较中揭示了中西哲学的根本区别(本质区别)。周国平认为,西方人的人生思考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而活”?或者活着有什么根据?什么意义(为什么活)?这是一个人面对宇宙大全时向自己提出的问题,他要追问的是生命终极根据和意义。所以,西方的人生哲学本质上是灵魂哲学,是宗教。中国人的人生思考的核心问题是:怎么活?或者说,怎样处世做人,应当用什么态度与别人相处?这是一个人面对他人时向自己提出的问题,他要寻求的是妥善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所以,中国的人生哲学本质上是道德哲学,是伦理,并非真正的哲学。

西方人的人生哲学本质上是灵魂哲学、是宗教。灵魂、宗教是超越人本身的,属精神性层面。中国人的人生哲学本质上是属道德哲学,是伦理。道德、伦理是属人——物质层面的。因此,中国人缺少的是精神性的东西,无法超越自我,只有困在“小我”的牢笼里。由于人生的立足和目的不同,西方人造就了敬畏神、敬畏神圣、敬畏自然、尊重人的尊严的超越自我的“大我”本质。

由于周国平揭示“精神性”内核尤为深刻。他指出:“所谓精神性,包括理性和超越性两个层次,理性属于头脑,超越属于灵魂。所以精神性之强弱,可以从头脑和灵魂两个层次来看”。

头脑——理性:“通俗地说,有理性即有自己的头脑,所谓有自己的头脑,就是在知识的问题上认真,一种道理是否真理,一种认识是否真知,一定要追问其根据(追问到底)”。周国平认为追求知识(理性),西方人非常认真,而我们则比较马虎(我认为是十分马虎,头脑十分简单,而内心十分空虚恐惧)。

灵魂——超越性:“通俗地说,有超越性即有自己的灵魂。所谓有自己的灵魂,就是在人生的问题上认真,人为何活着,怎样的活法好,一定要追问其根据,自己来为自己的生命寻求一种意义,自己来确定在世间安身立命的原则和方式,决不肯把只有一次的生命糊涂地渡过”。周国平认为在生命的根据问题(灵魂)上中国人也远不如西方人认真(我认为几乎完全缺失——没有自己的灵魂——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由于“精神性的缺少,中国人长期停留在“物质性”层面,为生存而战斗,难于超越自我,形成了几千年的“功利社会”——整个儒家思想和行为就是功利主义的活生生的历史和现实写照,即“道德与伦理治国——一套“功利性”社会的宏大蓝图(结构)——才形成了正如柏杨先生比喻的酱缸文化。
    一个民族缺少了理性(头脑)和超越性(灵魂)后果可以想象,一个人当了乡绅想当官吏,当了乡长想当县长,当了县官想当省官,当了省长想当皇帝,当了皇帝想当神仙……“升官发财”、“恭喜发财”,追求物欲和权欲成为了整个社会的主流。至于“头脑——理性”、“灵魂——超越性”就顾不得了!这样我们就找到“丑陋中国人”、“吃人”、“奴隶”成因的历史社会根源——“精神性”的缺失,这才是一切积弊的根。因此,周国平关于“中国人缺少什么”的思考,是极其深刻的,过去所有人的答案,要么是概念的混乱、要么是肤浅的认知,要么是表象的罗列,要么是“呐喊”,要么是点题(王国维),都没有直达问题的核心,而周国平初步做到了,因此,我认为是深刻得唯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周国平的“精神性缺少论”,是在王国维“点题”的基础上,实现了初步的“破题”,意义是显然的。

从中国几千年社会生活——人的生活看,点破了“精神性”的缺失,实质上是“物质层面上”的,而作为“精神性”的产品之一,文学(当然也含其他艺术?)又缺失什么?作为当下影响较大的青年文学评论家:谢有顺,也有他的思考。在他的近作《文学的常道》中,他一针见血而沉重地指出:“这是个大时代,也是一个灵魂受苦的时代。……所谓灵魂受苦,是说众人的生命多闷在欲望里面,超拨不出来,心思散乱,文笔浮华,开不出有重量的精神境界,这样,在我们身边站立起来的就不过是一堆物质。即便是为文,也多半是耍小聪明,走经验主义和趣味主义的路子,无法实现生命上的翻转,更没有心灵的方向感,看上去虽然热闹,精神根底上其实还是一片迷茫。……至“五四”以后,讲科学民主,文化界涌动着一股求事功的暗流,……新文化运动,本质上还缺乏超越精神……很多的写作,……都在用文学混世界而已,……缺乏以真性情立世,并从真我里发出的生命理想,说到底,缺乏精神的创造力”。试想,我们普通缺乏“精神性”,怎么可能在文学里有精神的创造力呢?

可见,谢有顺在文学艺术方面思考中国人缺乏的东西,答案和周国平的见地是一致的,其中找到了根据。这是很可贵的。这不得不又回到对鲁迅关于“吃人”、“奴隶”性的认识层面上作一简要的研讨。

我从小就看了鲁迅的作品(当然不能说是通读通懂)这要感谢父亲的藏书——小时候总感到父亲对三部分是很珍惜的:鲁迅的文集、李杜的诗(唐诗)、郭沫若有关文集和《普希全诗选》。后来的几十年中,我一直在思考鲁迅的问题和中国、中国人的问题,到了近几年,“民国”热之时,读了很多有价值的作品,如林贤治的《鲁迅的最后十年》,另一作者对新文化运动的反思《是胡适还是鲁迅》(关于新文化运动旗手之争等的大问题),还有周海婴的《鲁迅和我七十年》以及著名的台湾文化人殷海光的《中国文化的展望》等。总认为鲁迅是一个战士、猛士——他的确用杂文(当然还有有限的诗、小说等)作为匕首,作为武器,直刺封建社会“吃人”和“国民性”的身体,但以我的认识,鲁迅所刺的不外乎重创了这个“吃人”社会和劣质“国民性”的身体(肌肉)而已,并没有插中“吃人”、“国民性”的心脏。由于“吃人”、“国民性”经过几千年的历炼,成就了一身如孙悟空般的身体——钢肠铁骨,靠物质性的器具攻击他,有效程度可想而知。况且,四万万国人中,有多少个真正地和鲁迅一样去战斗?更多的是如鲁迅在日本看到的有杀辱国人影片中许多国人的言行状态——不是帮凶就是“看客”!因此,鲁迅作为战士的短短30多年间,作用仅仅是“呐喊”而已,在深层次的价值研判的理论贡献上,毫无疑问,鲁迅是严重缺失的,揭示的都几乎是表象的东西,无法深刻。现在再读《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更会深深地认识到这一点。(有点像“土改”和“文化大革命”贫下中农批斗地富反坏右的意象,仅是仇恨而已)。

长期以来,人们(当然含知识界)对战士和思想者(家)等这些关乎实质性的认知概念是混淆不清的。至于许许多多“常识”“常道”性的政治、经济、社会、道德、文化、宗教……等等,概念的认知更是混沌不堪!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对基本的“常识”、“常道”的认识是混乱的,那么下来的行为就更加趋向混乱——因此几千年,国人追求的人生最高境界——“知行合一”——“厚德载物”,“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道德性的儒家思想,怎么可以达到呢?

基于对“缺失”本质的认知,近年来,我越来越感到鲁迅作为一个战士——猛士,是优秀的,但“呐喊”过后,又回复了过去——难怪很多人都这样认为:鲁迅生在二十世纪,活在二十一世纪。在这个意义上,鲁迅更多的是“无效的战斗”。

周国平初步揭示中国、国人缺少的“精神性”的内核原料——理性(头脑)——超越性(灵魂)的意义在于:人对自身作为“人”的认识,这是认识论中的关键点之一。试想,几千年来,中国人对自己的认识清楚吗?答案是否定的——到今天高科技——信息时代形成的今天——国人对“人”的认识仍然是模糊不清的。更多的是错误的。可是,在许多现代国家里——由于有宗教(信仰)的强大基础,对“人”的认识,早已不是问题。周国平点到中国人“精神性”缺少的一点是:对人的“终极关怀”意识不到,更不可能有所行动。“人”的“终极关怀”,这点极其重要。至今为止,在我的认知中,中国学界的人员中(当然指所谓高层次的学人)余秋雨是最早关注这一重大问题的,多年前,曾经学界出现过“两余之论战”,当时看了一些余秋雨的作品,曾经想写篇文章为余秋雨辩护。就那个时候,接触到余秋雨对“人”的思考,其中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这个观点——中国人缺乏对“人”的终极关怀。

那么终极关怀是什么?要认识这个问题,对“人”的生、活、死,对社会、对人、对自然的关系的认识,还有一个重大的(可能是本质性的)对神的认识至关重要。

根据自己的有限认识,所谓终极关怀, 就是“人”是怎么来的?来干什么?为谁而活而工作?活着有什么意义?死后到哪里去?哲学上就是人的目的意义。关于这“终级关怀”不仅周国平指出,中国人自古都缺少这方面的认识(思考),余秋雨也深刻地指出过。这一缺失的后果非同一般:“人究竟为了什么?”每个人的人生“目的”不同,那么她(他)的世界观,方法论(行为)就有不同的体现——古代儒家直截了当地摆明——人生(儒生)的人生目标(目的)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社会精英们的人生伟大目标,那么千千万万的老百姓,他们的人生目标又是什么?修身,齐家,仅此两项,因为治国、平天下不是他们的目的。事实上,千百年来,考察中国人的人生目的意义不出两条:权和钱。长期积淀的两句常道——“恭喜发财”、“升官发财”,无不赤裸裸地标明了整个国度人们的人生目的。最终其实落到一点:“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至于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形成的另一个人生目的,消除痛苦,升天——“轮回”——转世等的思考,则另当别论。

由于长期以来,国人信奉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升官”,“发财”“光宗耀祖”的“终极关怀”,每一个人的一切行为走向了“实用”、“效用”、“现实利益”为一切准则的人生之路,就成为了中国人的“远大”目标,“功利社会”随之形成并根深蒂固,牢不可破,狭隘的、现实的、自私的、嫉妒的、物质的、仇恨的、非理性的、肉体的、非灵魂的……非精神的就成为中国人的显著特征(个性特征)。之后的理论与实践,发展到“自我为中心”、“以人为本”、不相信“我”、“人”之外的一切,之后,更是什么都不信,什么都不怕,最怕权力与金钱,最爱的最信奉的也是权力和金钱。

到了现当代,由于社会革命的暴力性、盲目性、集体主义性……对人的“终极关怀”的思考更无从谈起,发展到诸如人生目的就是为了推翻三座大山,为主义奋斗终身,为“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国家的富强繁荣,为最终消灭资本主义,消灭剥削,为人民服务……无不是实用的功利性,仍然没有涉及对人的终极目的意义的思考。由于认识上的、概念上的不断重复的混乱,我非常担忧,这样下去国人在反正到对人生的终极关怀的思考和行为的道路上,更是维艰!

西方(主要指先行走向现代民主的天主教、基督教为主体的国家),则有不同的人生终极关怀,这些国家国民精神性的主要特征是信奉上帝为唯一真神,人是上帝所创造的,世间万物皆是神的杰作,人只不过是上帝的儿子。人是极期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人应信奉神,为神而作工,遵守“十戒”,人在世的一切事工都是为神而做,人一切的荣耀都归上帝。人既是属肉体的,也是精神的,同时也是属灵的,死后还要接受上帝的审判,任何现世的人都没有权力审判“人”,只有上帝才有“生杀”的权力,所以许多国家废除了死刑。最典型一个例子是:据考证,现世的“职业”一词是源自德国人创造,德国人认为,人间的一切工作(分工)都是上帝所赐,人作任何工种,首先是服从上帝的安排,是为上帝而作,不是为了养家糊口,不是为了荣耀祖宗,而是一切工作为了上帝,为了荣耀上帝。因此,德国人把自己的工作——职责作为上帝的安排,一定要把这项任务(工作,上帝安排的工作)完成到最好。这叫“使命”——上帝所赐的事工。

正因为这样,德国人创造了世界许多奇迹——其中制造业是世界的典范——如制造出了“宝马”、“奔驰”汽车——正是《圣经》上所说“各从其类”。他们认识和实践着“终极关怀”。因此,不会轻易与人争执,与权争执,与钱争执。人的胸怀豁然开阔——一切为了全能的上帝——唯一的真神。

这就是“人”的终极关怀的认识,反映的中西国人的根本差异。

由于中国人对“终极关怀”不重视、不认识、不行动,所以许多国人特有的其他弱点就自然而然突显出来。

由于“精神性”、“终极关怀”的缺失,自由的超越思想,精神就难于形成,因此周国平指出:“道理很简单,如果一个人不觉得有必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思想自由对他就确实不重要;如果他不觉得有必要让自己的灵魂来给自己的人生做主,信仰自由对他就确实不重要。”

周国平正援引了当代著名思想者梁启超关于国人精神层面上最缺少的是公德(即对社会的责任心)的观点后,更深刻地指出“在我看来,其原因也可追溯到中国人缺少真正的灵魂生活和广义的宗教精神”,因此没有敬畏之心,没有绝对命令意义上的自律。我们不但不信神,而且不信神圣,即:某种决不可侵犯的东西,一旦侵犯,“人”就不再是“人”,“人”的生命就丧失了最高限度和最低限度的意义。灵魂的严肃和丰富是一切美德之源,一个对自己生命意义麻木不仁的人是不可能对他人有真正的同情之感,对社会有真正的责任心。

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至今的根本问题,都从上述“精神性”、“终极关怀”的缺失中找到答案,何况国人(即普通百姓)乎?他们的一切努力都只能是关心当下如何“活好”——一切都是功利性的理解(认知文化行为)——无法超越自我——只有走向“内我”——世俗的“小我”。

由于国人“精神性”——理性(头脑)——超越性(灵魂)——“人”的“终极关怀”的缺失,所以,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的“立国之本”都没有标准的答案,“立人之本”更是模糊不清,因此,上至帝王将相王公贵族,中至各级官吏,下至庶民百姓,对“人”性的认识,对“人”生的目的意义无法正确理解,无法超越,只知道“权”与“财”——这就陷入了不断重复的“杀戮”——“争权夺利”的历史循环中。而到现当代,由于认识论的曲解,“常识”慨念的混乱,对“人”目的意义这一根本问题认识更是模糊不清。我们已经亲身看到的上至“四人帮”们的人生追求,中至周永康、******、孙政才们以及陈同庆、陈良宇、胡长清、成克杰们的人生追求,下至一些村官百姓们的追求,很难想象,这些人都是经过马克思主义教导几十年的人物(更多的是非一般),谁能想到他们原来的“终极关怀”就是“权力”和“金钱”,还有为自己的后代谋利益。相反,全球首富比尔·盖茨、巴菲特将自己的财富捐给慈善事业,造福人类。这样一比较,国人难道不惊愕吗?!

应该指出的是,周国平对中国人缺少的本质东西(精神性缺少),是王国维的“点题”的基础上,作出了初步的“破解”,缺失的“精神性”丰富内涵还要继续深入思考挖掘,但要使主政者和国人达成共识,仍需假以时日。

 

                                        ( 于鹅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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