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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探函可儒释相容的思想特质

作者:毛锦钦  发布时间:2018-7-2 15:56:27  点击:97次



函可(16111659),明末清初著名诗僧,字祖心,自号剩人,广东博罗人。崇祯十二年(1639)出家为僧,为曹洞宗三十四传和尚。顺治元年(1644),前往金陵迎请藏经,目睹清军屠城,撰写《再变记》一书记录此事,犯清讳,成为清朝罹获“文字狱”的第一人。身遭刑累。顺治五年(1648),函可被遣戎东北。十二年的流放生活,函可广交名流,与当时被流放盛京的名流33人,共建了“冰天诗社”,吟咏抒怀,寄托情思。在流放期间,函可创作了大量写实的诗歌,这些诗歌最终被其弟子搜集成书,名为《千山诗集》。顺治十六年(1659),函可于沈阳金塔寺示寂,世寿49岁。临终留下一偈:
       “发来一个剩人,死去一具臭骨”。

不费常住柴薪,又少行人掘窟,

移向浑河波里赤骨律,只待水流石出。”

这首偈语,想来让人心生酸楚。一个“多余”之人,死后便是一具“臭骨”,

不值得人们浪费柴草,更省去了掘墓人之苦,赤条条来,赤条条去,丢向浑河里,我是怎样一个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流石出”,人们总会明白。

偈语没有任何钙化的形式美,整体上笼罩着佛家空幻的反照,显示诗人内心的悟境,但这貌似简陋的言辞、寒伧的句子,却饱含着某种血泥俱在的真和不可掩抑的骨力,寓意颇深。

函可去世后,他的弟子将他的遗体迁入千山龙泉寺。顺治十八年又迁至大安寺,并在璎珞峰西麓的双峰寺建塔。康熙元年塔成,函可遗骨入塔。塔前石碑上刻有《塔铭》、《碑铭》。他的影堂楹联写道:“亦儒亦佛,能孝能忠”。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他的准确评价。

函可一生经历曲折离奇,充满传奇色彩。他既是清初“文字狱”的第一位受害者,又是将曹洞宗引入辽东建立弘法道场的开山鼻祖。从函可身上,我们不但可以看出他“遗民、诗人、僧人”三重人格的光辉和“亦儒亦佛,能孝能忠”的品格特征,还可以体会到这位“天涯沦落人”的人生态度中的儒释相容思想的高度升华。

 

函可“亦儒亦佛”的思想底色

 

一、显赫家世,名门望族,传承着儒释基因

 

据《广东通志》、《惠州市志》、《博罗县志》等记载,博罗韩氏为当地望族,祖上为避宋末战乱迁居博罗。博罗韩氏的先祖是从福建到广州,再于南宋末年或元朝初年定居博罗。

韩氏一族诗礼传家,函可高祖孟奎,字梦详,嘉靖七年举人,官户主事;曾祖俦岁贡,任福建邵武府学训导;祖父鸣凤,字伯仪,万历元年举人,初任高邮县知州,后改沅州知州;鸣凤第鸣金(字伯声)、鸣鸾(字伯)、鸣雷(字修伯),均读书仕进。

韩氏家族在函可的父亲韩日缵到了仕宦的高峰。韩日缵15781636),字绪仲,号若海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官至礼部尚书,数次充任会试同考官,洪承畴、倪元璐、冯元飚、黄道周等节出其门下。以文章、气节、事功著称。明崇祯六年(1633)充经筵讲官,广稽王道,陈时政,希望皇上“任用正人,矜全愚昧,以喜怒不系之心,成好恶絜矩之治”,皇上听了非常高兴。对朝政提出过许多好的建议,得到崇祯帝的赏识。为官刚正不阿,讲气节。任尚书时,宦官魏忠贤等结党营私,排斥、迫害异己,专权擅政,党羽满朝,献媚者歌功颂德,韩日缵却不屑与之为伍。1635年(崇祯八年)春命教习两朝实录馆馆员,奏呈端心术、习启沃、敦素风、正文体、练经济、养器识等6条馆规,被列为令。韩日缵卒于任,年59岁,谥文恪。有《韩文恪集》,清代入《禁书总目》,流传极少。母亲车太夫人,笃信佛教。

叔祖韩鸣金、韩鸣銮、韩鸣雷、从父韩晟、韩晃(均系鸣金子)、从兄韩如璜、韩如琰(均系韩晟子)、弟宗驎为举人。

韩氏既为当地望族,读书仕进者众,能诗文者亦不少。函可之父韩日缵,屡充史馆编修、总裁等,善为文。从兄韩如璜,天启四年举人,少负才望,游秣陵(今江苏南京),与诸名流如吴应箕等交,是复社成员,亦是岭南士人的首领,声明甚著,尤擅为古文辞,人号为“小韩文”,自署古文为《筑室集》,曾为黄宗羲作制义文序。从兄函如琰、韩履泰皆有诗集。

“文恪公立朝二十年,德业声施在天下,门下多名儒巨人,故师得把臂论交”。

函可就是生在这样一个高官显宦之家,受儒家文化影响极深,从小受到良好的传统儒家教育,同时又受到罗浮地区佛学发达及笃信佛教的母亲的影响,这对他的性格、思想和文化修养的形成,起到很大作用。家境优裕,并有着美人香草、诗酒流连的经历,函可身上潜行着显赫世家血脉传承的儒家道德基因。

 

二、自幼聪颖,少年得志,弱冠预测未来事

 

函可自幼聪敏,同时,以善教著名的韩日缵对子女要求甚严,因此函可自幼即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和良好的文化熏陶。用函可后来的话说,那时候是“教训日从严,道义日已康”,“读书穷壶奥,落笔竞潇湘”。据清光绪丙申版《韩氏族谱》记载,函可年少时就“好吟咏于诗,独喜杜少陵”可见他胸中早已立下鸿鹄之志。

由于函可自幼聪颖过人,每试辄拔置第一。16“补诸生”。他的才华已经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后来,他跟随父亲来往南京、北京,结识众多社会名流,砥砺名节,“有康济天下之志”,且性格好义,豪快疏阔,爱打抱不平,“有贫士冤狱自分死,师(即宗騋)密白得免”。“声名倾动一时,海内名人以不获交韩长公(子)騋为耻”。函可的青少年时期,正是文人结社集会盛行的年代。明清之际,广东影响最大的文人社团当属南园诗社和净社,函可厕身两社间,飞觞赋诗,声名鹊起,俨然成为岭南诗群的领袖。由此可见,那时候的函可,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岭南俊杰。

又由于自幼受佛教和道家思想影响,早年即体验到禅宗出世的高妙以及老庄神游于方外的思想。十九岁那年,函可就请画师陈三官为其作一幅图画,前后共三十幅,名为《意中幻肖图》。关于《意中幻肖图》的最早记载是函可在《寄陈三官》诗中的题注“三官廿载前为予作《幻相》数十。”而画的内容,除了族谱的简单记载外,还有清檀萃《楚庭稗珠录》的具体描述“凡二十余幅,各有题目,始而舞彩阶庭,次而束髪就学,次而恭慎趋庭,次而圆寂兀坐。后来大概与符,亦前兆也。”

在《意中幻肖图》所藏的30幅图中,第四幅《待漏》讲述的是主人公参与国家大政,凌晨时分在待漏院等待上朝的情景,表现出函可自小就鸿鹄之志;而在第20幅图《囚困》中,年轻的函可竟然已预料到自己将来会有牢狱之灾。其实,这恰恰透露了函可决心正直为官、不畏邪恶、不阿权贵的志向。

从图画内容可以解读出,弱冠之年的函可既有对少年时曾经博览群书、纵论时政的情景追述,也有对当前虚度年华、浸染恶习的内心警觉。这一幅幅奇幻的画面似无所据,其实朝大厦将倾的种种不祥之兆在函可心中引发的感应,反映了国家命运的深刻忧虑以及对个人前途的认真考量。同时已预感到自己将远离俗世,遁迹山林,以佛门圣地作为人生的归宿。 

 

三、世道突变,家道中落,萌发人生前途的思考

 

一件事,某个人,或是一个偶然契机,往往会改变人的一生。

函可早年,正处于明王朝根基崩坏、大厦将倾的大动乱时期。不少读书人,目睹朝政腐败,内忧外患迭叠而至,他既不屑同流合污,又无力挽狂澜于既倒,因而愤懑丛生,普遍表现为恃才傲物,厌世嫉俗,对活生生现实采取消沉回避态度。

崇祯八年(1635),他的年仅59岁的父亲的去世,对于这个25岁的青年来说,无疑更是一次心灵的重创,感到世事无常,人生倏忽。他当即离开岭南,远赴京师奔丧,崇祯九年(1636),函可千里迢迢扶柩归里安葬,不料,路经苏州阊门时,父亲的灵柩竟不慎堕入水中,他顿觉嗒然若丧,既痛责自己无能,又被难辞其咎的“不孝”所萦绕,悲愧交加。刹那间,他似乎看到《意中幻肖图》中预言的一些场景出现在眼前。再加上苟延残喘的朱明王朝让人看不到任何希望,此时的函可,遂顿生弃世之心。

函可面对世界的艰辛和茫然,觉的生命本身的问题更为痛苦与深重。古代文人因为善愁多情,敏感丰富的心灵使然,在命运交错的人生关口中,既是现实世界的艰难困苦,又是心灵世界的孤独冷寂。王国维的“人生恰似风前絮,悲亦零星,欢亦零星,都做连江点点萍”;岳飞的“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白居易的“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露无觅处。”……浓浓的悲凉情怀,游戏地对待人生一切可能的期待。思想前行者较之常人有更高的忧患意识和更深的孤独感,因此士大夫多数皈依佛教。从此层面观照,函可的心灵与前人有深刻的共鸣(与王维、陶渊明、白居易等人的心灵相通)。他自言:“先君谢世,山僧奔赴途中,见得人间世,半点也靠不住,遂决意向此门求个下落。”函可为父守孝三年,闭门杜户,不事交游,心情悒郁,万念俱灰,遂有超脱凡尘、遁入空门的强烈愿望。29岁时,眼见国势日颓,前途茫茫,函可决意斩断尘缘,撤下慈母妻妾弟妹家人,偕挚友同登江西匡山(即今庐山)落发,皈依佛祖,取法名函可,“以世度沧桑,号剩人”,意为于国于家都是“多余”的人,希望躲避世俗世界。然而,这样并未使他完全斩断尘缘,其忧国忧民的思想仍然萦绕于怀。

 

四、广结善缘,引为至交,皈依佛道正途

 

函可父亲去世后“闭户绝交游,悒悒无生人趣,闻梁朝钟好道,力致为诸弟受业,以此得深知函昰。”函可的善缘首先应源于一位笃信佛教的挚友梁朝钟,函可常与其谈论佛法。后来又通过他结识了函昰,认识函昰后,两人志趣相投,引为至交,函昰遂鼓励其出家,并引领其投身空隐道独门下。

道独(1600—1661),明末曹洞宗僧。南海人,俗姓陆。号宗宝,别名空隐。世称空隐宗宝、宗宝道独禅师。道独经世务实的机变禅法和“忠孝入佛”的洞上宗风,使函可受益匪浅。道独出家前就以孝顺出名,“事母至孝。母病须山泉,日肩担走二十里,及城阃始辨掌纹。母卒,庐墓三月。”参悟后道独传承博山禅法,提倡“解行相济”。虽然他自己常言:“似山僧素喜深隐,却疑小乘”,但对门下弟子,却时时告诫要“依菩萨行,只愿度尽众生,宁可自家堕落。乃至度一人,数劫相随,其人不发心,菩萨亦不动念。山僧不能行菩萨行,度尽众生,但愿与大众,大家着紧,如救头然,便满鄙意。”昭显其内心深具的菩萨行思想。就当时所谓“菩萨行”者,诚如憨山大师所言:“誓以身殉,谓古忠臣孝子,殉君父、殉国者,菩萨修行,亦当如是。”道独深知函可根器大利,指示其参赵州“无”字,函可呈偈曰:“道有道无老作精,黄金如酒玉如渑;门前便是长安路,莫向西湖觅水程。”道独赞道:“子今不疑,吾宗振矣。”此后,道独对他反复锤炼,“无虚旦夕”,后来又叫其参究《赵州婆子勘破话》(宋朝诗人释子淳的作品之一)。

两年后于匡山剃落登具,收为入室弟子。接着函可又跟从道独返回罗浮山华首台,在道独门下掌书记,后充任都寺,成为其得力助手。函可与道独仿佛“夙生缘熟,一见便信,如胶如漆”,彼此心印相契。道独在《示祖心还华首》诗云:“飞云顶上看明月,正是归宗斫额时;南北东西同此意,心心只许祖心知。”

从函可的悟道因缘与时势背景分析,他与大多“先入儒门,后归释氏”的明末士大夫一样,带有鲜明的“亦儒亦释”色彩。首先,函可身上潜行着显赫世家血脉传承的儒家道德基因。其次,世道突变家道中落,万念俱灰,遂有超脱凡尘、遁入空门的强烈愿望。此外,广结善缘,志趣相投,引为至交,毅然走上了皈依的人生归宿。

 

函可“儒释相融”的思想精华

一、儒释融摄,追求圆融的人格品德

 

函可认为:“佛道”与“儒道”本自圆融,“但为真儒,即为真佛。必为真佛,始为真儒。”他在回答前代儒生王居士问佛时说道:“古有道:学佛,然后知儒……你若向现前日用中,彻见得佛法世法打成一片。所谓入得世间,出得世间;出得世间,入得世间。又何儒佛之分不分耶?”显然,函可的禅悟正是在于对“世出世间一体圆融”的内在把握。进而追求“出得世间,入得世间”,这是他对六祖禅法最具生命张力的感悟,事实上亦是函可禅学思想的核心所在。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农民军攻破北京城,明皇帝上吊于煤山寿皇亭海棠树。甲申之变噩耗传到南方,南京明兵部尚书史可法尚且呼天号地,以头触柱,血流至踵,更何况像函可这样的臣民。他虽身处禅堂,地僻南疆,木鱼钟声相伴,然而改天换地阶级搏斗的信息与终未泯灭的凡根相冲撞,掀起心灵滚滚激浪,使他难于入定,“悲恸形于辞色”。不久清兵入关,故国沦丧,异族入主中原,所有这一切对当时尚未被征服的南方汉族知识分子来说,无异于“天崩地解”。函可感到渺茫、惶惑无所措。

原本看破红尘、已经成为方外之人的函可,却并没有就此了结尘缘,反而更加关心时事的变化。顺治元年(1644)五月,在南京建立了以福王朱由崧为首的南明弘光王朝,这消息像茫茫黑夜的一线晨曦,给予函可以极大慰籍,他充满希望憧憬,仿佛看到大明帝国在地平线上升起。当年12月,时任罗浮华首台都寺的函可,便以“请藏经”的名义,北上“南明”都城南京。

不久,满洲人挥戈南下,破扬州而杀入南京,推倒弘光政权,将南京改名江宁,以屠刀维持治安。自“甲申之变”,明朝灭亡之后,他又见南明弘光政权覆卵之灾,种种目睹耳闻的惨象,对他打击太大,再也按捺不住了。明朝正统观与民族大义感融合成不可压抑的精神力量,他挥笔疾书,把目睹耳闻之死事,一桩桩一件件记录下来汇成书稿,名日《变纪》。《变纪》因为是手稿,且为清兵没收,难逃被销毁之厄运,其详细内容现已无法查明。但作者站在南明立场,用满腔激情,记述了弘光朝仁人志士不甘亡国悲壮献身的事迹,是可以肯定的。据函可的师兄函是回忆书中“闻某遇难某自裁,皆有挽,过情伤时,人多危之,师(即函可)为之自若”。可见,书中哀挽颂扬那些死者,是为抗清或自绝于清朝而牺牲的,对于清统治者来说,已触犯了满洲人的忌讳。

顺治五年(1648)春,刑部以函可的《变记》“私携逆书”为罪名,将函可流放到“绝塞为神亦可怜,一瓢冰雪献尊前。天寒地冻,一无所有”的辽东地区。

函可被流放辽东,表面上是其个人之不幸,但对当时辽东地区的佛法弘化来说,却又是一大幸事。从顺治五年(1648)开始,函可在辽东传法十一年。先是顺随乡俗,普讲佛法义理,深受信众拥戴;继而演说《楞严》、《圆觉》两部经典,四辈皆倾。自此将南宗法流长浇塞下,润泽辽东,成为曹洞宗关外传法的第一人。正如道独所言:“看来一味信前缘,留与三韩作鼻祖。”

此外,在对儒、释之间互为融通上,函可还提出了“仁”作为两者之间的共有本质,强调儒释归一,圆融不二。函可说:“在佛言佛,在儒言儒可,即在儒言佛,在佛言儒亦可。不则以儒非佛,以佛非儒,又复以儒非儒,以佛非佛,是皆胸中无主,或恃己见,或徇他辞,以致同异纷然,戈矛遍界。”

 

二、忠孝两全,诠释真爱的人格魅力

 

向来人们总认为僧家跳出三界外,超然于红尘,不问世事,青灯黄卷,木鱼钟声,只管吃斋念佛。然而,生于末世,国灭家毁,痛彻心肺,便在方外,又如何不诸事牵心?家事国事牵心扯肺,形诸而为诗文,痛激恻怛,行行是泪,字字是血。正如函可《读杜诗》中所述:“所遇不如公,安能读公诗?……一读一哽绝,双眼血横披。公诗化作血,予血化作诗”

顺治元年(1644)他母亲去世,他“立解条衣,披麻泣血以葬之”。母亲的去世,函可悲痛欲绝。然而,他“化悲痛为力量”,移孝为忠,在反清复明磨难中书写了人生的悲壮。

函可被流放东北后,并没有因为被流放关外雪域而消沉。他一路作诗,将思故乡、思故人的感情倾注于诗文之中。由于消息闭塞,函可入狱三年后,同门真剩去沈阳看望函可,并带去了道独的信札,才得到家乡的噩耗。就在他经历那场文字狱的同一年,家乡博罗经历了惨烈的剧变。博罗城在长时间顽强抵抗之后被清军攻陷,博罗遭屠城“十不存一”。在鼎革丧乱中,函可家族几乎阖门殉难。“其弟驎、騄、骊以抗节,叔父日钦、从兄如琰、从子子见、子亢以战败,寡姊以城陷,妹以救 母,騄妇以不食,骊妇以饮刃,皆死。即仆从婢媵,亦多视死如归者”。函可得知这一噩耗时,泪长流,心欲碎,食难,寝不安,这是他万没想到的惨事,使他心灵受到强烈刺痛。

家乡荡尽,家乡沦陷,亲人遭难,朋友殉节,只身独存于寒碛塞外的孤僧,痛绝的心情该当如何?只能是《泪》:

我有两行泪,十年不得干。

洒天天户闭,洒地地骨寒。

不如洒东海,随潮到虎门。

  男人有泪不轻弹,指因未到伤心时。国亡了,家破了,函可当然是 “新泪拭不干,古泪已及趾。”

他哭在国破家亡的时候,未能殉身报过,“我窜异方生亦死,”“不作文文山,徒然阁正气。”

他哭反清斗争的退却,烈士的血白流,“地上反奄奄,地下多生气。”

这些诗风格或哀婉悲戚,或悲壮苍凉,或质朴深沉,或幽默深邃,于悲痛苍凉处动人心弦。

他呐喊:“不知是血或是魂,化作吴刀切心髓”;

他自勉:“努力事前路,勿为儿女悲”。

他把心中的怒火与哀痛跃然杂纸上。函可把诗篇的创作,视同生命。“无罪还应出塞来”,颠沛流离的流放生涯,世道变故及亲友的罹难,成为了他诗作得源泉。他曾写道:

莫笑孤僧老更狂,平生奇遇一天霜。

不因李白重遭谪,那得题诗到夜郎。

——《解嘲》

他向天长叹:

白日歌声满大荒,于今斯道属辽阳。

翻嫌李白归来早,不得长吟向夜郎。

       ——寄江南诸同社四首之一

痛世道之变,伤亡国之恨,忆挚友之情,在冰天雪地的东北,在风雨交加的民族灾难中,他“泪飞顿作倾盆雨”,他发出闪电雷鸣般的呐喊,以图唤起如火如荼的反清斗争。

用诗篇抒发胸中悲痛。此类诗歌在他的集中随处可见,例如他的《得博罗信三首》就写得极其深沉、痛下:

“长边独立泪潸然,点点田衣溅血鲜。

半壁山河愁处尽,一家骨肉梦中圆。

古榕堤上生秋草,浮碇岗头断晓烟。

见说华台云片片,残枝犹有夜啼鹃。

    函可的诗还有相当多的篇目,是思乡、忆人、怀旧、哭友,抒发心灵深处的愤蔻,表达反抗民族压迫的精神。仅就其诗的标题来看,一字标题的如《泪》、《夜》、《梦》、《唁》、《月》等等;两字标题的如《孤吟》、《古怨》、《念旧》、《蜚声》、《遗愁》等等:带有“怀”、“忆”、“哭”,“遥哭”字样标题的更有相当大的比例。说明函可的诗,是发悲愤,是用血泪写成的,俱是痛摧肝肠之句。

是在以“长歌当泣”。函可“无端思旧事,数点泪沾襟”,不仅仅是因为个人遭受流放,远离亲人、故土,而是哭自己在国破家亡之际,未能象古代仁人志士那样殉身报国。他在诗中说:“不作文之山,徒然歌正气”,又说自己获生流放,是“我窜异方生亦死”。

在他的诗歌中,眷怀故国旧君一类的诗句触目皆是。“君父恩罔极,死生苦不辞”“先皇岁月余今夕,故国风光忆去年”、“半壁久添亡国恨,翠华难系老臣心”。

蜡炬成灰泪始干。他承受了巨大压力,饱尝了筋疲力尽的滋味,突破了“忠”“孝”难得两全的难关,以孝德师德诠释“爱”的真谛。不但如此,直到迁化后他也没有忘记这国仇家恨。据清初澹归和尚所撰《徧行堂集》卷九中记载:“剩人和尚示寂于山三年,门人启龛,肉身不坏,双泪忽涌,拭之两布巾如洗。”多悲壮的一个和尚啊!

函可憎爱分明,他以热情奔放的诗歌颂与赞美了为抗清而死的英雄豪杰和坚贞不屈之士。他以最明确的语言,对这些人的献身精神和斗争意志表达了崇高的敬意,称其为千秋万世之楷模。他痛悼张家玉(南明抗清将领)之诗云:“词林尚吐文章气,沙碛频招忠义魂。从此千秋沧海上,风涛怒卷血犹浑。”悼陈子壮(明末抗清将领)之诗云:“长偕正气世间留。”赞美被清朝强行扣留,拒绝投降而遇害的南明使臣左懋第,为“耿耿丹心千古在,茫茫正气万山颠!”对明清大凌河之战时兵败被执,后被软禁沈阳三官庙达10年之久,而始终不改节操,凛然不屈,最后留下一首《不二歌》,绝食而死的明监军兵备道张春,一再写诗吟咏,表达无限钦仰之情。其诗中有“永夜如闻不二歌”,“三读不二歌,声声咽寒钟”之句。对拒不降清而被举家放铁岭的左懋泰,则极为钦佩,赞美其为“塞外青松”、东海大老。而对其他许许多多因抗清而死难之志士,都有深情赞美与悼念之作。

 

三、弘扬正信,展示高标的人格风范

 

所谓正信,就是正确的信仰、正当的信誓、正轨的信解、正值的信行、真正的信赖。

在函可弘法之际,正是众多士大夫和普通民众因为朝代更替而看破红尘、遁迹山林的时候,他们其中一部分实际上不是潜心向佛,追求觉悟,而是一种避世权宜。顺治九年1652),应盛京各大寺院掌印、监院联名邀请,函可开法南普济寺,继而陆续开法于广慈、大宁、永安、慈航、接引、向阳七大寺刹,讲席下常五七百众。他对佛教教义的讲解很有独到之处,指出佛门不是躲身之处,也不是藏愚纳拙之地,“既入佛门便当作佛”。他将儒家思想揉入佛教,告诫弟子实践忠孝节义便是作佛。函可对佛教教义深入浅出的阐发,深深地吸引了广大僧俗听众,“趋之者如河鱼怒上”,因而被称为辽沈地区弘扬佛法的“开宗鼻祖”。

函可还以其高贵的行谊、崇峻的人格耀熠于历史的天空。就公德而言,表现出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在国家危亡时挺身而出,希图以一己之力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就私德而言,函可则表现出宽厚悫诚的豪阔之性。函可具有源于仁的悲悯情怀。函可则是慈航普度、仁爱济世的佛子。在国破家亡之际,函可“以忠孝作佛事”,九死一生,其“爱君忧国之心,与忠义大夫等”。函可身上沉重的君国之思的道德包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其天下意识的确立与展,但这并不妨碍他对生民疾苦的关怀。基于儒家的仁爱济世和佛教的普渡众生,函可以诗歌表达了对苍生的悲悯以及对清统治者的批判。

函可慷慨好义,待人以忠。顾与治是其江南旧友,在“私携逆书”案中,也受到了牵连。函可系狱江宁时,饱受摧残但意志坚定,以强大的佛性度越人间苦厄。“当事疑有徒党,拷掠至数百,绝而复甦者屡,但曰:‘某一人自为。’夹木再折,血淋没趾,无二语。观者皆惊顾咋指,叹为有道”。与其同生死,共患难,决不卖友求生。著名学者陈寅格在《柳如是别传》中记述了“僧祖心愤世佯狂,与梦游为方外交,至则主其家。祸发连系,刀交与颈。梦游词色不变,卒免于难”,表现了函可与梦游至深情谊和宁死不屈的气节。

函可坚忍弘毅,豁达从容。不同于那些“以佛门为逋逃薮”的遗民僧,函可皈依佛门,不仅超然地面对苦难,而且积极地寻求人生的价值,智慧地安顿生命。函可关心百姓疾苦,素以慈悲为怀。有一年春天,盛京干旱无雨,城内外瘟疫四起,许多人头痛腹胀,畏冷发热,上吐下泻,每天都有死人抬出城外,城乡各处一片萧疏,大街小巷时时传出跳神求鬼的鼓声。函可亲自率领慈恩寺的和尚去东山嘴子一带采集马齿苋、藿香草等草药,挨家施送。遇到信巫不信医的,函可便采取借佛的办法,托口“观世音菩萨送来的救命草”劝人饮服,还到患者家中代煎汤药,终于使许多人转危为安。

函可不仅笃于身前,而且忠于死后。山东莱阳左氏、明末抗清殉国左懋第之兄左懋泰,顺治六年(1649)流放铁岭。函可与其交游唱和,甚为相得。顺治十三年,左懋泰病逝。函可在雨中与众僧为左氏持诵经咒,寄托哀思。“梵呗鱼声混是泪,悲凉岂独自于今?”函可还为左氏遗孤托钵,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帮助解决其生计问题,尽后死之责。

弘扬正信、传递正念。这是函可高标的人格风范。这种高标的人格风范,就是对众生圆满的传承,蕴藏着丰富的思想。其悲愿宏深,德风远播,嘉惠了无量群生,不愧为一代高僧!

函可从一个官宦世家的贵公子成为离妻抛家隐身方外的出家人,但于明清易代风潇雨晦之际,却未敢忘怀“时危思报国”、“济世肯杀身”的儒家训诲,胸膛里藏着一颗被功名利禄激荡着的雄心,在他的脑海里也翻腾着世俗人情的波澜,形成独特的儒释道于一体的思想,他的“亦佛亦儒,能忠能孝”的品性,潜行着“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事”的先贤王度们傲世爱国的精神基因……现实生活中,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函可,都或多或少经历着函可的人生与心灵遭际。古往今来,先哲们以他们厚重的精神、深邃的思想启迪我们:在此期短暂生命痕迹里过着怡然自得且积极进取,活在当下,面对当下,努力当下,一蓑烟雨任平生,守得云开见月明,在人生道路上履险如夷,泰然自若,于风波中定住心波,不让忧伤写满心底,不让叹息悲观捆住前进的步履,在艰难困苦中把握人生舞台的主旋律,感受世事的清欢之韵,于风波中定中心波“不负如来不负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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